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 ，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 ，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 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 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 。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 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 ，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 、流民 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 ，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 的市政街区 。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 是 ，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 ，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 ，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 ，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 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 。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 。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 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 。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 ，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 ，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 的城市 ，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 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 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最后 ，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 ，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 的 。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 、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 ，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 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 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 、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 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 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 。其次 ，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 ，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 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 、包容性 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理响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杜传忠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博导 ，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新征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重要内容 。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才能更好地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 、各个层面 、各个领域 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 的一个有机整体。”形成高水平现代化经济体系 ，要建设创新引领 、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 ，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真正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 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 ，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 ，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从国民经济运行角度说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说就 是要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这种产业关联畅通既包括区域层面的 ，也包括产业相互之间 的 ，而区域层面的产业关联畅通有赖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区域产业体系 ；产业层面 的关联畅通则是要形成以融合 、协同为主要特征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个过程也 是产业转型升级 的过程。通过这一个过程，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供给体系的效率和竞争力，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 ，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有效畅通和循环 。我国只有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发展更高水平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增强产业乃至整个经济 的自主性 、柔韧性 、抗风险性和可持续性，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外循环发展水平 ，更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有效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 的战略选择。一方面，以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标志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孕育新 的重大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的技术呈现深度融合态势 ，正在引发现有产业体系 的深刻变革，这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归”，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发挥自身优势竞相加快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我国产业发展面临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局面 。国际产业发展环境和竞争态势，要求我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 ，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统筹安全与发展 的基本支撑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性问题加剧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统筹安全与发展 ，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 。
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重大举措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素比较优势和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等都发生了重大 的趋势性变化，传统产业发展动力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 ，要通过发展现代产业新体系积蓄形成新的产业发展动力和产业竞争优势，实现质量变革 、动力变革 、效率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我国只有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加快新旧动力转换 ，更充分地释放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蕴含 的能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