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 、中间和结尾 ，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 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

　　这篇文章 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 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 ，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 。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 ，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 ，但更重要 的 ，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 ：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 ，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 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 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 ，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 ，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 。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

　　从逻辑分类看 ，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 。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 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 的观点 ，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 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 ，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其实 ，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 ，《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 ，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 ，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 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 ，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 的“人事”中，强调了人 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 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 ，思得高楼避暑 。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 ，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 ，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 ，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 ，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 ，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 ：“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 ！”由 是谗间愈入 。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 的鲜明对比 ，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 ，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 ，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 的 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 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 ，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 ，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 。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 ，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 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 的存在 ，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 ，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 。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 ，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 。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认为 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 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 ，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 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 的自然之理 ，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 、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 。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的存在 ，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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